緣分讓你我相聚在直播間，如果今天我們沒有連線，那這個世界上可能又多了一個傷心欲絕的女人。”
近日，在某平臺直播間里，一位自稱能夠解決家庭、婚姻、親子關系問題的男主播（粉絲稱其老師），正深情開導一位連線訴苦的觀眾。這名觀眾對老師的開導感激涕零，當即表示要把自家經營的玉石以低價賣給老師的粉絲們以作回報。
在老師的號召下，直播間觀眾紛紛出錢搶購這款低價玉石，來自江西的王婷的母親便是其中一員。王婷告訴《法治日報》記者，母親就像是著了魔似的追隨這位老師，兩年時間不到，“我媽已經掏光了自己十多萬元的積蓄，換回來的只是一堆次品和破銅爛鐵”。
對此，上海的張劍感同身受，自己父親的錢被人白白地騙走了，花了大半輩子積蓄的他連“破銅爛鐵”都沒見到。張劍的父親退休后便迷上了直播，在女主播的教學下，平時跟人打字聊天都費勁的父親竟完全掌握了直播打賞的方法。在女主播的“甜言蜜語”下，一年內，父親竟心甘情愿地刷光了50萬元的養老錢。
面對在直播間一擲千金的父母們，王婷、張劍都踏上了維權之路，可想為上了年紀的父母維權并不容易——平臺雖然有禁止未成年人充值規定和未成年充值退款操作流程，但針對老年人群體卻缺少相關規定。而讓老人家屬感到更難解的問題，是如何幫助老人戒斷對于直播和網絡的沉迷，讓他們的生活重回正軌。
受訪專家認為，老年人被誘導打賞主播，既有他們為找到情感寄托而甘愿付費的因素，也有孤獨生活拉低他們心理防線的因素，還有短視頻平臺缺乏類似“青少年”模式預防機制的因素。解決這一問題，既需要家庭和子女給老年人應有的關愛，也需要短視頻平臺加強監管，針對判斷力弱、認知能力衰退的老年人設置相應模式，讓老年人遠離大額直播打賞。
老人為當榜一大哥刷光積蓄網貸打賞
“老師，您是現代‘包青天’，您的恩情我無以回報。” 讓王婷母親“無法割舍”的這位主播每天早上5點就開播，直播內容以解決家庭、婚姻、親子關系糾紛為主。
根據王婷提供的線索，記者近日進入該直播間，看到一位女子正和主播連線哭訴著自己的悲慘經歷，在主播的點撥下，女子的問題迎刃而解，她對老師感激涕零，評論區里，許多粉絲們刷著“老師大愛無疆”等贊美的話語。記者點開排在粉絲榜前面的用戶主頁發現，其中大多為女性老年人。
緊接著，這位連線求助的女子為了回報老師的恩情，當即表示愿意將自家的和田玉低價出售給直播間的觀眾。隨著主播的“三二一，上鏈接”，直播間里的商品被一搶而空。記者注意到，在接連幾天的直播里，都有類似做保健品、學習機、護膚品等生意的人連線“報恩”。
王婷的媽媽今年70歲，是這位主播的忠實粉絲。王婷表示，老人覺也不好好睡，每天一大早就打開直播間準時觀看直播。
“去年我回家的時候，突然發現家里多了學習機、點讀筆等老人根本用不上的物品，于是我讓我媽不要再亂買東西。可家里還是會陸續收到各種快遞。”王婷察覺不對勁，于是勸說母親退貨，卻遭到了強烈反對。“她堅信那位老師是個大善人，不斷跟我說對方賣東西是為了幫助別人，我才意識到她陷得有多深”。
而更令王婷震驚的還在后面——一向節儉、在買菜上一兩毛錢都要省的母親，每月居然花兩萬元在老師的直播間購買商品。
“她買的最多的是各類玉石，我專門帶著她拿著這些玉石去鑒定，結果證明這些東西根本不值那么多錢。”王婷不斷地告訴母親，直播連線都是套路，母親卻斬釘截鐵地表示“直播間里的那位大好人不可能欺騙大家”。
“為了支持這位主播，她已經快把自己的養老錢花光了。”王婷無奈道。
上海的張劍覺得王婷的遭遇還不算太壞，因為自己父親的養老錢完全是“打了水漂”。
自從退休后，張劍60多歲的父親便迷上了看直播。張劍注意到，父親大多數時間都在觀看同一位女主播的直播。他查看了父親的平臺打賞記錄——開始的幾個月還是幾百元、幾千元地刷禮物，到后面最多一個月刷了十幾萬元。
一年時間，父親刷光了自己50萬元的養老金。“以前父親對這樣的刷禮物之類的操作并不熟悉，他告訴我，是主播教會他怎么充值、怎么刷禮物。我父親對這位主播可以說是言聽計從。”張劍說。
張劍告訴記者，像這樣沉迷直播和打賞主播的老人不在少數，為了維權，他們建立起了一個“受害家屬群組”。群里不僅有老人花光存款瘋狂網購、打賞，還有老人為此借了網貸。
來自江蘇的張燕就是群內的一員，她的父母離異，64歲的父親一個人退休在老家居住。一次回家，她從鄰居口中聽說父親成為某同城女主播直播間里的“榜一大哥”。“我爸在這個直播平臺的等級已經達到了48級，在村里很出名。”
記者查看了該平臺的消費等級對應表，48級需要消費26萬元才能達到。“我爸的退休金也就3000多元，他根本沒有那么多錢打賞。”張燕家庭條件一般，在意識到父親超額支出后，她私下里查看了父親的手機，才發現他在多個網貸平臺借了貸款，最多的一個平臺借了3萬元，目前都還沒還清。
直播給足情緒價值老人癡迷像“著了魔”
有子女將直播間套路的證據擺在了老人眼前，可為何他們還是選擇不相信，還會心甘情愿地掏空大半輩子的積蓄在直播間打賞、網購？
“主播會打感情牌，說什么老人就信什么。”張劍說，“在直播間里，我爸刷禮物就會得到回應。主播一步步教他，他每刷一次禮物，主播就會跟他‘說情話’，跳‘擦邊舞’。”
“這位主播還會連線其他主播‘PK’。我父親不懂這些，他覺得如果輸了真的會有懲罰，為了不讓自己喜歡的主播受到懲罰，他就不斷地刷。”張劍發現，該主播私下里也與自己父親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我看了他們的聊天記錄，發現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我父親有過退出直播間的念頭，但被這位主播勸住了。”張劍說，該主播曾在私聊中告訴父親“自己離異還一個人帶著女兒”，向父親訴苦并求他幫幫忙，“后來還以退為進，在說完自己生活不容易這種‘心里話’之后讓我爸趕緊離開，不要被她拖累，不用擔心她”。
經歷幾輪“情感攻勢”后，張劍的父親選擇繼續“駐守”，并給這位主播刷了更多的禮物。“這位主播非常謹慎，在我和我爸一次次的交流后他才告訴我，主播教他刪除了不利于她的聊天記錄和通話記錄，而我爸一一照做，就像‘著了魔’一樣。”張劍說。
在王婷看來，母親對于主播的癡迷程度也像是“著了魔”。
“她每天看直播比上課還要認真，準時拿著手機，又是哭又是笑，情緒完全被主播掌控了。”王婷還發現，母親積極地向身邊的朋友推薦起了這位“正能量主播”，不斷和大家講述著這位主播的“善舉”。“她已經完全認為自己在直播間買東西是既能行善又能買到好東西的好事兒了”。
王婷告訴記者，自己曾為了維權建立起了名為“抵制網絡行騙”的群組，她發現，在直播間的受騙老人中，大多都被主播用感情牌套牢。
“有主播自稱是心理學老師，甚至自稱‘希望導師’，套路都差不多，先是聲稱宣傳正能量，幫助連線的人解決問題，問題解決后連線的人為了答謝老師，表示愿意在老師的直播間低價出售商品，從而誘導老人們搶購。”在與受騙者家屬的交流中，王婷發現，這些在常人面前容易識別的“套路”，在老人眼里卻成為能夠引發共情的感人故事，“他們現在對這種主播非常崇拜，子女怎么勸都不聽。”
在梁州（化名）看來，老人沉迷直播打賞、購物，不能將責任全歸咎于主播。
梁州是社交平臺上一位知識型博主，她曾在一家MCN（多頻道網絡）機構任職。在她看來，最吸引老年粉絲的還是主播提供的情感價值，只是這種價值往往需要金錢供養。
梁州曾注冊過匿名賬號登錄一個老年人集體連麥聊天的直播間，發現聊天內容其實很尋常：“今天喝的什么茶”“路好走不好走”“下雨了，千萬別出門，鞋子會沾上泥”……
“這些話，很多老年人在家里肯定聽不到子女說。”梁州說，但他們需要這樣的陪伴，不少家庭忽視了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一旦封號新號開播尋求維權困難重重
在意識到母親花光積蓄購入了大量次品后，王婷決心維權。然而，維權之路并沒有她想象中順利。
“我媽砸了很多錢在買和田玉上，在鑒定之后發現她買的雖然是和田玉，但不像主播說的那么值錢。而且和田玉的種類很復雜，有一些價格很貴，但難以鑒別價值。”在鑒定后，王婷幫母親退掉了小部分和田玉，而更多大數額的東西已無法退貨。
“我嘗試過舉報這個直播間，但沒多少效果。”王婷發現，母親所崇拜的主播有多個賬號，每次開播的賬號并不固定，“而且他們之間還有‘暗號’，即使主播一個號被封馬上又會在新號上開播，老人們總能通過暗號第一時間進入直播間。”
王婷告訴記者，在受騙者家屬群中的許多家屬也曾嘗試舉報相關直播間，但通常“激不起水花”。
更讓王婷感到寒心的是，自己在維權方面的努力越多，母親對自己的誤解就越深。
“每次我一跟她提起來，她就開始鬧。我說什么她都不信，也不愿意退貨，更不愿意關掉那個直播間。她覺得我是在阻礙她和主播做好事，我成了‘惡人’。”王婷發動了母親身邊的朋友，可都勸不動。她也曾較為強硬地給母親手機裝上軟件管理程序、取關了她所關注的主播，可母女倆除了大吵一架外起不到任何效果。“現在她的積蓄已經花光了，沒有錢再網購，可還是攔不住她每天看直播。”
張劍父親沉迷直播的問題同樣無解。
由于涉及金額較大，張劍選擇尋求法律途徑維權。“但現有證據較少，我父親已經在主播的引導下刪掉了大部分的內容。”同時，張劍無奈地表示，相關平臺并沒有對于老年人刷禮物的明文規定，“律師告訴我，勝訴的概率不大”。
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常莎曾調研過老年人直播打賞問題。她告訴記者，根據民法典的規定，一般情況下，老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可以獨立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包括實施打賞行為。
“但在三種情況下，用戶打賞主播的錢可以追回：一是未成年人、成年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打賞主播；二是用公款打賞主播，賞金屬于違法犯罪所得應予追繳；三是如果成年人有配偶，配偶一方可以主張自己對巨額打賞完全不知情，該行為侵犯了夫妻雙方對共有財產的處分權，向法院起訴撤銷贈與。”常莎說。
她進一步介紹，除此之外，實踐中，公序良俗是對法律行為效力的有效規制。若民事主體的行為違反了公序良俗，則究其行為所形成的法律關系也是無效的。老人及家屬如果能證明在直播打賞中存在違反公序良俗的行為，則會導致打賞行為無效，平臺也應當協助退回打賞款項。
“在大多數相關案件中，用戶作為原告均主張其與主播之間構成贈與合同關系。如果因為主播采用一些欺詐等方式來誘導打賞，可以要求撤銷合同，但是欺詐的認定比較困難。”長期關注此類問題的北京嘉維律師事務所律師趙占領說，首先要確定確實有欺詐行為存在，如果僅僅是常用的直播話術則不能歸為欺詐。虛構事實、歪曲事實，然后去誘導打賞則可能構成欺詐。
趙占領舉例說，有些主播編造說自己患病或遭遇家庭重大變故，生活非常困難，希望大家打賞，助其渡過難關。但他所述與實際不符，這就屬于虛構事實，通過欺詐的方式誘使粉絲去打賞，這種打賞就是基于欺詐而訂立的合同，屬于可撤銷的合同。
設置打賞退款機制加強資質內容監管
張劍等人一直在尋找讓沉迷直播間不斷打賞的老年人“剎車”的辦法，比如：能否借鑒青少年模式，由短視頻平臺設置老年人充值退款申請區，專門為認知能力衰退的老人解決打賞退款問題？
受訪專家認為，與較為完善的未成年人打賞限制機制相比，平臺對老年人直播打賞做的工作還比較少。
“網絡直播及營銷活動確實導致了沖動性消費及非理性打賞，在沒有完善法律規制的情況下，對于直播平臺而言，應該擔負起與其盈利相對等的社會責任，建議對于判斷能力弱、認知能力衰退的老年人設置相應的退款機制，在親屬提供充足證據確實能證明打賞行為缺乏真實意思表示的情況下，可予以退款，以避免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和糾紛。”常莎說。
“在老年人參與打賞場景中，要區分自愿打賞、自主打賞以及誘導式、誤導式打賞，后兩者根據程度不同，可能涉嫌構成欺詐或詐騙。”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社會治理發展研究部部長李俊慧分析，由于老年人對智能手機或電腦的使用能力較弱，不排除部分操作行為雖然是老年人自己實施，但其主觀上是在被誘導、誤導情況下實施的，其對相關行為可能產生的結果存在不準確認知，甚至對特定操作行為可能產生財產轉移支付沒有準確認知和判斷，此時還是要給老年人設置申請退款的機制。
比起要回刷出去的錢，被坑的老人家屬目前更希望的是能夠幫老人戒網癮，“起碼讓父親/母親能夠過上健康的老年生活”。
“我父親一直都不支持我維權，他說我就是心疼錢，根本不是真心實意關心他。”張劍坦言，，“我現在是把他當成有心理疾病的人看待，除了想讓他戒了直播外，也想過讓他接受一些心理咨詢”。
然而，目前的狀態是，父親既不配合維權，也不配合就醫，“我還發現即使我拉黑了主播各個平臺的聯系方式，他們私底下的電話溝通還在持續。其實他心里還是沒覺得自己是被誘導了”。
“在我們那個受害者家屬群里，大家覺得最棘手的事情其實不只是維權，還有不知道怎么和自己的父母開口。因為我們現在也意識到，自己平時確實很少陪伴父母。他們的網癮也有一部分是我們造成的。”王婷說，現在他們即便回家較少，也會經常給父母打電話、視頻聊天，“網癮問題，可能最終還是家庭問題”。
當下，許多老年人主動投身于網絡經濟新業態的消費之中，在此背景下，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朱巍指出，為了防止老年人陷入權益糾紛，平臺方應承擔起更多的責任，特別是在保健品、文玩等需要嚴格監管的領域，應主動向老年用戶發出提醒，加強資質監管與內容篩查。
“平臺直播應建立起分級分類管理機制。”朱巍建議，首先分級可以按照直播間的銷售資質、信用等級做劃分，落實黑名單禁入制度。其次線上線下需要統一管理，線上出了問題，不僅要封號，還要讓線下的人承擔其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最后就是分類管理，比如保健品、古董類售賣本身就有專門的規定，更應該將其納入細分類別下嚴格監管。